徐正濂谈艺录

   一位写字的朋友告诫我：“时刻不要忘记‘大气’，所有的大家都是‘大气’的。”无疑有许多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。这本身并没有错，却不一定是全面的。《图写山川》一印也许可以挑出许多毛病，但以“大气”而论，似乎还不是太逊色。此印并没有刻完的“做”，没有可以的“漫漶”，也不运用白线下刀的迸裂，手法是极其简单的，但“大气”的效果却并不因此而简单。此印如果有难点，则在于线条沉酣中的锋锐，或者说锋锐中的沉酣，这二者是极容易互相冲突的。而我自认为得意的，则是“图”字右上部的转折，一刀而过，增强了“写”的感觉。

   这样的转折靠慢慢地描摹是达不到所求效果的，靠刻完后的敲击也达不到所求的效果。如果说这是全印中最难的一笔，则千万不要归结为什么“功力”，它可以更依仗工具；一是刻刀不宜太锋锐，二是要用印床。只有夹紧印石，你才敢酣畅、果断地一刀而过。如果将印石捏在手里，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可以断定自己决刻不出这样一刀来。我相信，绝大多数的篆刻作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、惨淡经营的结果。但我也不否认有得之偶然的时候。《幽人高致》一印就是得之偶然，当时我随便在纸上写了这四个字，觉得有点意思，由画了一个圈，觉得像方印章，于是便决定创作，仔细地、反复地写印稿，却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，再也达不到第一稿的效果。

徐正濂 书法篆刻

   最后还是采用了第一稿，并将其反印到石面上，一刻而就。因为第一稿写的不方正，而我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长石材，只能刻在一方4×4厘米的青田石的侧面。这方印后来被收入《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览集》。发表以后，有人觉得非常好，特意从远地打来长途电话表示赞扬；也有人觉得不好，觉得看不出什么传统，我觉得两方面的意见都不能算错，后者更注重一种法度、规则，则此印确实不好解析。而前者觉得此印有一番意境，究竟是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。

    前些年，北京办过一次大写意篆刻展。既然有“写意”，相对也就有“写实”，那或者就是指法度严谨、刻意周密的作品。我觉得写意的作品，用“法度”、“规则”来套不大合适，即便像弗洛伊德那样说的太具体，也是很扫兴的。写意的作品，其实只需要你认真体味，觉得有味道，有境界有行，至于啥味道，么意境，原是不需要琢磨得那么清楚的。这只是对专业人士而言的，而且还是针对懂“境界”的专业人士而言的。《书法导报》恐怕没有那么多的专业读者，你总还得胡诌几句，唬一下吧。那么或可以称此印疏而不空、瘦而不枯、奇寂清冷、或者一缕画意。斯为“意境”。

   我曾经很用心地学过黄牧甫的篆刻，我只学黄牧甫篆刻的劲、拙精神，我不学其形态和外貌，甚至他的篆刻太严谨、精悍的线条。我认为学习前人都可以如此，正像黄牧甫学习吴让之一样。《与父母生我之意大悖》一印仍然还有着黄牧甫印风痕迹。我有一位对黄牧甫深有研究的师兄说，印文的意思很好。言下之意是印章刻的不好。如果他是以黄牧甫的标准来衡量的话，我感到很高兴，因为我基本达到了目的。但在我自己的审美意识中，却认为一切的技巧和精严，以自然、随意、看不出技巧和精严为最高境界。但若看不出，又怎知道你有什么技巧和精严呢？这是我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。陆放翁说的“诗到无人爱处工”，或许是同样的意思。我曾在书中读到宋代诗人喜欢唐诗，大多不是我们称道的“朝辞白帝彩云间……”这类。专门家与非专门家，原是有隔阂的。篆刻系小技，又过于专业，关注和理解的人更少。引家寂寞，甚于诗人。

徐正濂 书法篆刻

   绝大多数的古玺因为岁月的侵蚀，呈一种浑厚的古朴。我看过很多仿古玺印创作的作品，做得漫漶而陈旧，这当然是合理的，但未必是高级的。我以为高级的拟古，首先贵在似与不似之间。按照齐白石的说法，不似欺世，太似媚俗。而篆刻若过于拟古，则缺少了积极的创作意义。只有具备了古玺的气息，而又不乱真，才是拟古的高境界。

    成熟的篆刻家应该有比较典型的个人语言，即便拟古，这种个人语言也只宜强调，不已淡化。黄牧甫、吴昌硕、来楚生等人，都是这方面的高手，如刻猪像猪，刻羊像羊，含糊了自己的语言，是昏庸之举。临摹古玺好比画家深入生活，而创作应该比生活高出一筹。这不是不可能的，真实的模特儿大多没有作品漂亮，这就是提炼。这么说，并不等于《玉堂富贵》一印达到了上述标准，我只是借此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。我在这里介绍几方印章，实话实说。读者和同道或嗤以为狂，或笑以为傻，我认为都比不过一个“真”字重要。或许这也正是编者所希望的，我也就不揣孤陋了，不揣浅薄了，不揣自恋了，不揣傻冒了。